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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语》本系杂收先秦儒家文献而成的一部著作，因此《论礼》对于我们这里的研究基本没有太多的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凸显人生存的超越性，超越的方式不是通过外在于人的神灵信仰而实现的，而是人性的内在超越，超越是建立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生存境界的提升。象分为三大类： 一为物象，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传上》)，《易》作者通过观天地自然之物而成象，如：八经卦最基本的卦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即最早的取象意义。

月亮天明落下，太阳又开始升起。太极阴阳鱼图即取象于日月即阳阴的动态流转。乾、坤与既济、未济中间的六十卦是宇宙生命过程的推衍。(41)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道即言仁与义。《周易》系辞传有两处论及三才之道，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孔颖达释易为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14)，他在《周易正义》卷首指出：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周易大传》高度赞扬了生，以为天地之大德，再提出了生生的范畴，表示生不是一次性的，生而又生，生生不已。盖缘日前偷堕苟简，无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论说，皆出入口耳之余，以故全不得力。

其余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事也乎? 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但阳明也有工夫理论，也有学问事功，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四句教等等，无一不是他的学问事功，此外还有军事、政治、教育的事功。实际上，编选之文中无一语言及对先知后行理气论心性情论诸说的否定，朱熹只是认为自己学问做得多，却没有在心上实践，这样不是真正的儒者，所以深切自责而已。朱熹毕生致力于理论，但作为一个儒者，也必须去做，本文就是朱熹强调去做的文字，而所做的工夫，以理论来说，孟子求放心已一语道尽了。

宜哉阳明选录以为同道，惜阳明不能理解朱熹理气心性、先知后行之学的理论意义，以为与做工夫的要求不类而批评在先，之后再选录朱熹自我反省之文才引为同道，绕了一个大弯，一样没有还朱熹真正的公道。知识分子对于公私义利之辨不易过关，孟子告诫之，就算过关了，对于做工夫与工夫理论不易过关，亦即对于理论与实践不易分辨，阳明就是分不清理论与实践，总以要求做工夫为工夫论，牟宗三则是分不清工夫论和形上学，以工夫论为实做工夫，继以实做工夫为形上学，于是倡说动态的形上学。

一句话，因为朱熹是理论能力最强的儒学家，三家也都想带上这个桂冠，可是他们对朱熹的批评都是有误的，他们对朱熹的批评的关键都是说朱熹有没有实做工夫，而牟宗三则是把做工夫的活动创造成工夫论并形上学并知识论的新儒学理论。这就是直接做工夫，而非只是谈工夫理论的阶段而已。然于语言中，罕见有究竟得彻头彻尾者。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

并不是朱熹晚年领悟与王阳明相同，而是朱熹对王阳明所谈的儒者就是要真切直接地做工夫的要求，自朱熹为学之始，就是走在这条路上，只是朱熹的形上学理论之心性情理气说，工夫次第论之先知后行说，王阳明完全不能领会而已。但此刻，王阳明却把朱熹谈要做工夫的所有文章都找出来，一口气编成一本书，所以直接否定了三位心学家对朱熹的批评立场。至于自己做心上反思的工夫，阳明死前说此心光明，夫复何求，王阳明选录朱熹晚年定论之文，都是说明王阳明和朱熹都在做心上工夫，做工夫，就是阳明的宗旨。朱熹的事业是学术研究工作为主，虽然也在地方做个小官，但大片精力用在学问上。

[2]138 朱熹此文中的穷理概念的用法，就是阳明的用法，就是自己找出仁义礼知的价值以订正行为。[2]134 本文就是朱熹自己自做心理修养工夫的话语。

朱熹很难得地在这篇文字中说自己有得力之处：近日见得如此，自觉颇得力，与前日不同，故此奉报。就此而言，学界有若干讨论指称所编之朱熹文句其中有许多并非晚年之作，故而阳明的结论并不成立。

理论上无弊，必与象山、阳明之论融贯同构，只象山、阳明直接用力于实践，圣学之理了悟于胸，直接用于自己实践以及带领弟子，眼见收效快速，如禅宗之于佛教，也是直接讲做工夫之宗派，于是陆、王皆将理论之事，置诸高阁，唯种实践。接着进入读书工夫和反思工夫的讨论中，也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就指出何叔京固然同意己说，却似乎未能落实，所以朱熹再函说明，关键就在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读书明理就是要去实践的，但问题是，日常生活上的举手投足言与应对，是否兢兢业业?这就是朱熹自己反省到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检点，既要检点，就是要深省而痛惩，但这就是自我检讨一事而已，检讨而有过，就悔过严惩。王阳明就是讲直接做工夫，朱熹此文也是讲不做工夫只读书是没用的，此旨两人完全相同，实际上这种立场本来就是要相同的，朱熹注四书，目的就是告诉儒者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修养方式，道理既明就是去做，所以读书不是问题，没去做才是问题，此理不需一直强调，本来如是，朱熹偶尔强调，王阳明见得天下人多不能实践，故时时强调，甚至以为朱熹讲的工夫理论是析心与理为二、外理于心、割裂知行，这是阳明的错解。但这里说的是自己的日用常行，要做工夫，倒不是学术研究妨碍了做工夫，而是不立志做工夫才使得生活不得力。

以上这段文字，虽然朱熹自己批评书读太多、研究文义太多，却未及实行，但这并不表示朱熹所研究的义理以及所提出的工夫理论是不正确的，只能说，这些形上学的理论以及工夫论的理论就是为了实践的依据以及实践的方法而研究的正确知见，只是还差了身体力行这一步。[2]134 这段话说得简明直截，根本就和象山、阳明平日讲话一样的，而且这类的话并不是偶一为之，而是像王阳明以为的整个晚年都是如此，牟宗三先生每每碰到此些语句的时候，就说这是朱熹恍然的颖悟，并非真正的见解。

是自己要求自己的，如果还不得力，也无别法，仍是有更攒近里面，安身立命尔。[2]133 本文中朱熹屡屡强调涵养工夫，实际上朱熹继承程颐而言未发涵养、已发察识，这是就工夫次第上说的工夫理论，就个人实际做工夫而言，涵养克治就是对付自己气质躁妄之偏的，就理论而言都是清楚明白的，但在本文中的要点就是，朱熹发现自己因悟向来涵养工夫全少不曾涵养克治。

阳明讲的晚岁之文置身于中岁之作中，象山、阳明皆不察，皆率以己意先予批判，独阳明更用心些，后来察之，然仍不能与朱熹所论之理气心性、先知后行之说并合而观以为一致之论，然而全部都是朱熹文字，差别就是一说理论一说实践，理论为普世共法，实践为修证于己心之文，实践之文倡直接做工夫，悔日用常行未能真正得力，故而深致检讨，正是朱熹自己用功于修身之文。但朱熹又觉得自己的诠释注解只是屋下架屋意味淡薄，不如汉儒注经只是做了训诂工作，亦即订正字句推明字义而已，而不是发为长篇文字做哲学建构，因此汉儒之作，能让读者回到原典本身，这样才能在自家身上落实。

不是记事时节，就是说也不是博闻强记的年纪了，那怎么办呢?再度回到反省修心的工夫路上就对了。至于理论事业，唯待有哲学问题意识的学者来继续钻研、辩证三教，如朱熹之学问事功，然其效用不在日用常行，而在义理辩证与理论创造之处。因此就导出本文的宗旨：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变之几微，岂可一向汩溺于故纸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谓之学乎?其实就是检讨日用常行中的每时每刻的念头好恶是否为公不为私。进入 杜保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朱熹 王阳明 《朱子晚年定论》 。

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检点。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极令人难说，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专执旧说以为取舍也。

此则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就是做了一大堆的思想比较，寻源溯本，增加知见。

实则不然，说得严重些，象山、阳明、牟宗三对朱熹的批评都是犯了书生好胜之气所致，就此三家而言，还是王阳明大器些，干脆把朱熹拉为同道，而不再贬抑。近日乃觉其非，此正是最切近处，最分明处。

然亦恐只学得识字，却不曾学得上天，即不如且学上天耳。[2]134 朱熹此文说第一义，其实，佛教所言的第一义就是去做，已经不讲理论了，但朱熹以孟子话语为第一义时，指得是为人处世的最高理想目标。冥目静坐，却得收拾放心，觉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

这一段话都是讲就去做工夫的话语，跟王阳明平日教育子弟是同样的话语类型。乃蒙见是，何幸如此!然观来谕，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

阳明还了朱熹有本体工夫的一半公道，却没有还朱熹哲学的全部公道。切忌轻自表襮，引惹外人辩论，枉费酬应，分却向里工夫。

但因其良心发现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的本领。第二段讲自己近日在生活上似无出路，心智恢堕，虽有讲学，仅止于口耳，未能真在心上落实，应付自己日常事务，并不得力，颇悔于昔日并无真有深探力行之志。